當年，我在完成首部也是最後一部合拍紀錄短片後，不下一次在友儕以至網誌、放映會、自我介紹中分享：曾經是紀錄片導演的身份，令我對權力有很大的反思，也因為拍攝時訪談的經驗，啓發我進修輔導，亦深感慶幸，能遇上敘事實踐，解開我的心結：因為我知道，縱使我沒有名氣，電影也不會公開放映，有多少的票房，但由當事人簽定「同意書」一刻開始，我的權力就比一眾當事人大，因為鏡頭後的我在影響著鏡頭前的故事如何被呈現，他們把話語權交托在我手上。
我不是讀電影出身，但由我有興趣製作，到真的創作屬於自己的紀錄片，追溯到由2004年始，大概有十年的光景，我曾經與至少四位香港導演交流：最初慕名為一位紀錄片導演義務做現場收音；自己的拍攝計劃提案在北京被選中後，得到熱心的港大舍堂前輩協助，在香港導演會辦公室跟一位導演校友請教；資金確定後出席發行商鼓勵出席的工作坊，接受一位昔日新浪潮導演的指導、亦曾與由資助方安排的紀錄片監製見面一、兩次。
當日由確定拍攝、每次拿著攝影機、到剪接時，都充滿掙扎。心底裡知道拍的是孩子，才十一、十二歲，縱使家長同意，也要留意孩子的狀況，不能勉強，唯有與各位建立信任。還記得在工作坊期間，幾位參加者都在拍紀錄片，席間大家亦有討論：「受訪者反對的情況下，還要不要拍下去？」
疫情期間，以許鞍華導演為主角的紀錄片《好好拍電影》，亦曾在戲院公映。文念中導演和許鞍華本人曾在訪問中表示，也有被跟拍得情緒不好的時候。按張婉婷在訪問中所說，她的主角「反叛」，以粗言罵攝製團隊。但我認為，不論是兒童、青年還是成年人，當生活、學業、工作已經綳緊，如果仍會因為一個昔日的「承諾」而欣然把生命坦露於鏡頭前，實在是無私奉獻得不可思議。我的經驗中，亦曾遇過當事人抗拒鏡頭的時候，不忍心強人所難，唯有尊重。
這些年來，我從沒有具體公開分享過，內心深處掙扎的是甚麼。我只可以說，前輩分享的經驗，以至建議的拍攝方法，有些會令我感到不安。我一向都承認自己不可能是一個好的紀錄片導演，因為他們建議的，我都未能做到： 由設計安排場景，到偷錄訪問。事隔多年，到底哪些建議由哪位導演提出，我也選擇性忘記。也許，一直以來，紀錄片的製作都是如此的吧！總的來說，我明白電影是應該有起承轉合和衝突，觀眾才能投入，但在觀眾與當事人的取捨之間，我選擇了後者。我斷不能為了一己的創作意圖，而對當事人有所影響。如果我的名氣和社會地位不一樣，可能會有不同的取捨。但話得說回頭，應該是因為我有這樣的取捨，才沒有名氣和社會地位吧！
昨夜，花了好長時間細讀兩位主角的萬字文和詳細專訪，知道主角以至有觀眾留言，都認為張導演的旁白過於主觀。對香港觀眾而言，紀錄片多是電視上看到的新聞紀錄片，附以訪問和旁白解說。但在電影的世界，紀錄片本來就是一個類別，如同喜劇、劇情、驚悚片等等，可說是一種藝術創作。從來，創作都不可能是客觀的。由取材、剪接到配樂，以至視覺效果，字幕交代等等安排，導演總會有自己的想法在其中。即便是60年代初美國開始出現的直接電影(Direct Cinema)，以攝影機為旁觀者、靜待事情發生、不採訪、不解說，亦不可能沒有導演的介入。導演告訴你沒有立場，都沒有可能吧！是不想表明而已。
在大學讀美國研究時，看過幾齣Michael Moore早期執導的紀錄片，他是慣常「創造」衝突場景，亦會加入主觀的旁白，導演亦會親自出鏡，當年我眼界大開，覺得很不錯。但畢業後數年，因緣際會，就更喜歡直接電影的風格，越來越抗拒加入旁白和訪問的紀錄片，覺得總是太偏向新聞紀錄片，有太多的論點，而失去電影藝術的留白和反思空間。當我讀到報導指《給十九歲的我》「觀眾認為導演的旁白主觀」，當事人在訪問中亦認為導演「多嘴了」，文章引述導演在電影中加入對主⻆的批評，讀來感到突兀。令我思考何以當日看Michael Moore的電影，我就覺得還可以。先別論後來Michael Moore被批評嘩眾取寵，資訊錯誤；至少，Michael Moore某程度上是志在用鏡頭揭示他心目中的社會的問題，鏡頭前被對質、主觀批評的是社會上的強勢。
今早醒來，讀到李慧詩「氣上心頭」的貼文。我又一次想起Michael Moore。因為未有機會看電影，我在思量，怎樣的情況下，拍攝前不會先申請證件。還以為導演像Michael Moore，要揭示日本那場比賽不公，而確定自己未能申請媒體證入內，直接偷拍，免得打草驚蛇。如果是，我會理解為導演希望使用鏡頭的話語權為弱勢發聲。我也曾為拍紀錄片要到台灣的棒球比賽拍攝，當時提前向主辦方說明拍攝原委，預足夠時間申請就可，實在不見得有拒絕的理由。也許日本那是很高級別的賽事，為了運動員和賽事不受影響，不輕易讓電影製作團隊拍攝吧！從網上看到六年前這學校的Youtube頻道，有張導演跟拍主角參賽，和當日「採訪」李慧詩的影片，其官方描述如下：
//採訪期間，香港單車總會的幹事得悉攝製隊是唯一來自香港的團隊，即時全力協調，更批准進入傳媒區拍攝，方便攝製隊捕捉燕茹及其隊友參賽的珍貴鏡頭。//
原來是靠香港單車總會協調，獲批進入傳媒區拍攝，也不算是「偷雞」吧！就當這是學校或是校友會的「媒體」現場採訪。我未有機會看電影，也不知道這段六年前李慧詩受訪的片段，是否就是現在影片中出現的十多秒；如果確是，也可以在再使用訪問時，先知會李慧詩和相關團隊吧？始終同一段影片，被應用在兩個不同目的的平台：報導校友/學生近況的「媒體」和「紀錄片」是兩回事。
如果這段影片中李慧詩受訪的片段正是紀錄片出現的畫面，這個問題根本就可以另找機會訪問，答案也應該相距不遠，根本不至於急著要在運動員完成高水平、高強度比賽後進行。若當日在「採訪」前有說明拍紀錄片的目的，專業的運動員亦應該會以復原為大前提，先行婉拒，建議另作安排，氣在心頭是可以理解的。
現在的分歧主要出現在鏡頭後，邀請當事人分享生命片段的過程，和安排放映方式的溝通。雙方一致的說法，就是當初的計劃是為學校拍紀錄片，供籌款用途。原來張導演確實曾為母校拍攝兩套未有公映的紀錄片，同學及其家長開初理解為此類放映安排，亦不足為奇。那一紙「同意書」是理，但是否要有權就用盡？一百分之零點一的少數就不配被尊重？觀眾對當事人的故事迴響正面，亦不代表當事人可以不被尊重，被「以為」改變立場，同意影片廣泛放映。
坊間的討論會持續，希望當事人可以從暫停公映中得到喘息空間。我只想提出：從來，成年人應當負責任保護未成年人，為他們多考慮一步。至於「保護」和「考慮」，在實踐上則因人而異。於我而言，是對自身權力和位置的反思，由尊重出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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